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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曾国藩的故事5则-凯发k8官网下载客户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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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曾国藩的故事5则

 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潘一生传奇而有趣,随之而生的故事也不少,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关于曾国藩的故事,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。

 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:秦淮怀春燕

 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,坐镇南京,为了复苏地方经济,听从部下建议,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。这十里秦淮,原是所谓“六朝金粉气”的销金锅,楼台画舫间,桨声灯影里,文人雅士,歌女名妓,把酒言欢,何乐不为?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,又不敢贸然行事,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“视察”。

  曾国藩心知肚明,顺水推舟。首次,他碰到一个艺名为“少如”的艺妓。此女色艺俱佳,且颇聪慧,求曾赐副对联,以抬高自己身价。

 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,区区一联,哪在话下,便拟用她的艺名“少如”作一嵌名联,免扫其兴。先书上联:得少住时且少住;

  歌妓一看,所写并非自己初衷。未等曾国藩写下联,她便抢先进言,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,不知大人意下如何?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,自然点头称好。

 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:要如何处就如何。

  曾国藩见了,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。

  曾国藩公务繁杂,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,只要得闲,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,吃吃花酒,听听歌曲,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。

  一次,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,席间请了一个名“春燕”的歌妓唱曲助兴。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,歌喉更有“余音绕梁,三日不绝”之功力,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。

  后来,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,离开了秦淮,曾国藩再去,已是人去楼空。曾在怅然若失间,写出了下面这副《怀春燕》的对联:

  未免有情,忆酒绿灯红,一别竟伤春去了;

  似曾相识,怅梁空泥落,几时重见燕归来?

  对联把“春燕”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,伤别,怅惘,情真意切。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:他也是人,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!

 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:圣不免俗

 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。他说:“彭玉麟、李鸿章都是大才,为我所不及。我可自许者,只是生平不好谀耳。”

  一个幕僚说:“各有所长,彭公威猛,人不敢欺;李公精明,人不能欺。”

  曾国藩问:“你们以为我怎么样?”

  众人低首沉思,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,他插话道:“曾帅是仁德,人不忍欺。”

  众人听了,一齐拍手。

  曾国藩得意地说:“不敢当不敢当。”

  后生告退,曾氏问:“此是何人?”

  幕僚告诉他:“此人是扬州人,入过学(秀才),家贫,办事还谨慎。”

  曾国藩说:“此人有大才,不可埋没。”

  不久,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,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。

 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“谀”,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。

 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:位高轿低

 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,升迁极快,十年之间连升十级,这是难得的恩遇: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,按规定,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,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,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。但令百官诧异的是,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,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,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,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,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,仍乘蓝轿。

  不久,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,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,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。按清朝官制,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,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,俗称八抬大轿。但这并非硬性规定,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,是可量力而行的;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,一旦被人举报,不仅要受处分,严重的还要被革职、充军。

  其实,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,他明晓水满则溢、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,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、可坐可不坐的大轿,一律是不摆不坐。虽然,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,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,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:“长点眼睛,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。”

 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,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、内敛的力量。

 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:“不要钱,不怕死”

  明清京官之苦,时人皆知。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,外加作为津贴的“恩俸”和“禄米”也不过135两。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:“计京官用度,即十分刻苦,日须一金,岁有三百余金,始能勉强自给。”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: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,二是借贷。外官收入丰厚,为了构建关系网,每次进京,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,名为“冰敬”、“炭敬”、“别敬”(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)。这笔馈赠,少则数十两,多则数百两。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,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,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。因为人品好,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。至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年底,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。这一时期,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“借”“欠”“窘”的字样,艰难形状,跃然纸上。

  咸丰二年(1852)曾国藩墨绖(dié,指服孝)从戎,创建湘军,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。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。吃空额、扣兵饷、出售兵缺,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。即使清廉之员,也可以凭“截旷”和“扣建”致富。国家统计的军饷,是足员足月的全额。但一年当中,军队常有兵员死亡、退伍或者被淘汰,以新兵补充。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,这中间会有空缺。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,叫做“截旷”。国家计饷,都按每月30天算,农历小月只有29天,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,叫做“扣建”。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,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。日积月累,为数甚巨。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,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。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,作为自己的“小金库”,死后还存有800万两。

 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。初出山之时,曾国藩表示:“不要钱,不怕死。”统兵之后,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,但他为“风示僚属”和“仰答圣主”,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,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。

 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,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,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。“若沾染富贵习气,则难望有成”。他在家信中说:“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,总恐老辈失之奢,后辈失之骄,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”

  虽然官至极品,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。薛福成拟的《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

  “其(曾国藩)本身清俭,一如寒素。官中廉俸,尽举以充官中之用,未尝置屋一廛(chán,平民住所),增田一区。疏食菲衣,自甘淡泊,每食不得过四簋(guǐ,古代食具)。男女婚嫁,不得过二百金,垂为家训。有唐杨绾(wǎn)宋李沆(hàng)之遗风(杨、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)。而邻军困穷,灾民饥馑,与夫地方应办之事,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,助公用之不给。”

  这段叙述,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。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,不爱着绸帛。曾国藩升任总督后,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、女儿制作。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,曾国藩夜阅公事,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。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,“绝不多设”。

  同治十一年,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,终年61岁。他生前曾留下遗嘱,丧事概不收礼。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,因为,一品大员的丧事,“实非巨万可以了”,关系密切者,“似可以酌受”。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。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“极丰裕”,然而办完丧事后,已经所剩无几。

 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:曾国藩的另一面

 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,也是个官精。他步入仕途后,十年七迁,连跳十级,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,可谓一帆风顺。但是,纵观曾国藩的一生,他常常言行不一,口是心非,戴着两副面具。

  天京攻破后,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,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,报部备拨,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,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。当时,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,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。湘军入城后,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,不可能再“报部备拨”了,就是少有劫余,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。但是,面对朝廷的命令,该怎么办呢?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:“克复老巢,而全无财货,实出微臣意计之外,亦为从来罕闻之事。”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,但是,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,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,根据你的奏折,城中(指天京)并没有贼库,这是事实。这样,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。

  然而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,没有解京献俘,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。消息传到京城,舆论大哗,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,杀人灭口,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。

  本来,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,李秀成、洪仁达“应否槛送京师,抑或即在金陵正法,咨请定夺”。按理,曾国藩应在朝廷“定夺”之后行事,但是,他没有这样做,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,便将李凌迟处死了。把李秀成槛送京师,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,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?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。他认为,除了洪秀全之外,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,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。再者说,李秀成自知罪重,到哪里也是死,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,或者逃跑,留下祸患,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,统一了意见,就地正法了。

 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,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,李秀成很得民心,党羽很多,威信很高,号召力很强,如果不迅速杀掉,则贻害无穷,所以就把他杀了。

 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,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,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,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。比如,曾国藩报捷说,破了金陵当日,杀“贼”十万,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,怎么来的十万?至于天京的“金库”,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……想到这些情况,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。

 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,什么谎话都敢编造。本来,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“遴派妥员,将李秀成、洪仁达押解来京”。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,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。过了半个月,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,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,仔细算一下,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,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。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,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。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,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,最终却没有结果,只好不了了之。

  曾国藩有“中兴名臣”“洋务运动领袖”“圣相”“近代史之父”等美誉,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,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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